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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银河游戏玩法」全世界最萌的老太太走了,她说拍电影可以拥有世界

2020-01-11 11:08:55      访问量:195

「银河游戏玩法」全世界最萌的老太太走了,她说拍电影可以拥有世界

银河游戏玩法,2018年,瓦尔达那部温情动人的纪录片《脸庞,村庄》上映时,她就说这是“最后一部院线片”。话音刚落2019年又拍出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,一部自我总结式的纪录片,对后辈电影人来说,也是堂十足的大师课。今天消息传来,90岁的“法国新浪潮祖母”阿涅斯·瓦尔达,在她位于巴黎14区的家中离世。这是一栋粉房子,她在这里住了七十年,从前有他的导演丈夫雅克·德米陪他。德米1990年就已去世,如今她也走了。

这是去年《脸庞,村庄》上映前后写的文章,即便是从未听过瓦尔达的观众,也会喜欢上她的,因为这可能是全世界最萌的老太太。

阿涅斯·瓦尔达(1928.5~2019.3)

旅途如何开始

老太太,89岁,顶着一个撞色蘑菇头行走江湖,个儿小,但人们远远就知道是她;小伙儿,34岁,标配是绅士帽和墨镜,个儿高,走在巴黎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七十五。

一老一少第一次见面,老太太就想给小伙儿拍照,但后者拒绝摘掉墨镜。这让她想起了老友戈达尔,对,就是你头脑里立刻浮现出来那位,让-吕克·戈达尔(jean-luc godard)。这位法国电影新浪潮奠基者,整个60年代都戴着墨镜,唯有一次,借着一个轻松愉悦的好友聚会时机,他摘掉了墨镜,让她拍了几张肖像,镜头里还带上了安娜·卡里娜(anna karine),戈达尔当时的爱侣。

老太太是阿涅斯·瓦尔达(agnès varda),人称“法国新浪潮祖母”。她第一部叙事长篇《短角情事》(la pointe-courte)拍于1954年,这部改编自福克纳《野棕榈》的片子直接影响了左岸电影作者们的叙事风格。5年后,特吕弗和戈达尔先后有了《四百击》(les quatre cents coups)和《筋疲力尽》(a bout de souffle)。所以阿涅斯·瓦尔达这个名字无论如何都跟新浪潮紧密联系,直到今天都是——今天的瓦尔达有三条艺术生命线,除了电影,还有摄影和装置艺术,但“新浪潮”三个大字是人们在罗列她各类身份时一定会反复强调的元素。

瓦尔达和jr在摄影小卡车上

小伙子jr则是半匿名街头艺术家。他出生于1983年,十几岁开始街头涂鸦,笃信“街道是最大的美术馆”,如今以将巨幅人物肖像张贴于建筑外墙闻名,被法国《美术》主编法布斯·布斯托(fabrice bousteau)称为“21世纪的布列松”,27岁那年获得了ted2010年度大奖后,他曾带着作品“城市废墟”(the wrinkles of the city)到过上海。

这二位年龄相差了50多岁,却是这部收获众多关注的纪录片《脸庞,村庄》(visages,villages)的共同创作者。

一部作品倘若由两位艺术家共同完成,他们之间如何互相适配?这可能是个跟“爱情里双方如何相互吸引”类似的哲学命题,要看“气场合不合”。这二位恰好就是合拍的那一对。怎么个合拍法?他们认识后明显都感到,“为什么我们竟然没有在很多场合偶遇?”80年代,瓦尔达就对“墙”产生过浓烈兴趣,1981的纪录片《墙的呢喃》(mur murs)就是她对洛杉矶涂鸦艺术家们的一次展示,当然,那时候jr还未出生。

对于年龄差引起的关注,他们的回应是“年龄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”,或者“我都没意识到年龄这件事”。

阿涅斯·瓦尔达和jr,一老一少颇具反差萌,所到之处总是很引人注意

所以纪录片就以二人“在哪些地方曾有过未相遇”开始。他们没有相遇的地点,有些是在城市,例如面包店、舞厅,有些是在乡间,比如田野小路。一老一少,一个走得慢,一个大步往前;一个楼梯能爬到一半就声称“完成了本周运动配额”,一个遥遥领先末了还得往下折返一半将就老太太。这些场景都让这部纪录片有股家常的生活气息。瓦尔达说她要拍的就是“混乱世界里带给人平和感觉的东西,而村庄里的人们默默但涌动着的生活里,就有这种关切”。

生活中二人最终真正相遇,是在瓦尔达女儿的安排下。jr到瓦尔达位于14区daguerre街的家——一幢粉色房子拜访,女主人在这里住了快70年,从前是跟她的丈夫雅克·德米,《瑟堡的雨伞》(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)和《柳媚花娇》(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)的导演一起住在这里,雅克去世后,这里也成了工作室。2017年,奥斯卡新晋最佳导演达米恩·查泽雷(damien chazelle)受雅克·德米启发,拍摄了令他享受巨大荣耀的《爱乐之城》,宣传到巴黎时,查泽雷特地去拜访阿尔达,当时jr也在场,他与老太太已认识一年多。

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拍摄了18个月,每个月里有三五天,jr捎上瓦尔达,开着被他改造成photomaton(自动摄影机)的小卡车上路。photomaton很有法国特色,许多影迷一眼看出这就是《天使艾美丽》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道具,直到今天,部分法国人还是会习惯钻进地铁站的photomaton里拍证件照。而在jr的小卡车车厢里,钻进去拍完照片,五分钟就可以打印出巨幅照片来。jr和瓦尔达将去往法国田野和乡村,寻找人物和建筑,再用jr的方式将二者贴合。用老太太的话说,“只要是去往村庄,去往简单的风景,去寻找脸庞,我总是准备好出发的”。

1981年瓦尔达在洛杉矶拍摄的涂鸦纪录片《墙的呢喃》剧照

“没有权力的普通人”

表面上,jr在这部纪录片里占据更重要的位置。例如,摄影小卡车是他一贯使用的武器;拍摄之外,在墙体搭建脚手架、攀爬、粘贴这些活儿都由jr和他的团队完成,甚至内容也同这位艺术家过去几个重要作品异曲同工:选择好一面合适的墙,再思索能往上粘贴些什么。但这部纪录片的肌理仍然是阿涅斯·瓦尔达式的。

从处女作开始,阿涅斯·瓦尔达作品主体就远离城市,她关照“没有权力的普通人”。jr惯用的“视觉上的巨大”天然具有冲击力,瓦尔达则想要给普通人以英雄式礼遇,所以他们总是从巴黎出发,驶过乡间风景,进入一些被遗忘的角落。

他们跟人聊天,听说有位矿工之女,年岁已高,但仍不愿离开几乎荒废了的矿工街区。所以他们给他拍了照片,将脸放大数倍贴到她家外墙,待一切就绪,她开门走到街对面,第一眼看到自己的脸就哽咽了。

小镇咖啡馆里有位季节工女服务生,瓦尔达从小镇居民那里借到一条连衣裙、一把1973年的白色蕾丝阳伞,为她拍下了照片。墙上的她成了镇上的明星。

一位农场主,拥有很多现代化种植设备,“这挺反社交的,因为以前到农忙季总需要雇三四个人,现在我一人就能干所有的活儿”。他们把他的全身照就贴在他看守农场时的木屋上,这一幕结束时瓦尔达念叨了一句:“一个人和几千亩地,多孤独的一个画面。”

寻常人对自己生活的确总感到温情脉脉。村庄里的邮差,干了几十年,少年时代骑自行车,今天开着明黄色面包车。他不只送信,还给年长居民捎肉、蔬菜和液化气,“从前,我会在自行车上别一个小收音机,村民们一听就知道是邮差来了。送完一趟信,我的牛皮邮差包里就塞满了农民们送我的甜瓜和西红柿”。最后,邮差先生四五米高的人像就贴在路边一幢房子上,脸上徒然有了英雄气概。

《脸庞,村庄》中出现的邮差,在印着自己人像的墙边走过

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们大部分就是这样随机遇到的人,瓦尔达在片中告诉jr,“偶然性是我的最佳助手”。一直以来她都信奉这条理念,她后来在一堂“大师课”里又跟在场年轻人讲起这一点,“偶然性在创作者生命里总是积极的,它是我跟时间的联络者。尤其是拍纪录片,常常对偶然性有所依赖,并且要时刻准备着应付这些,因为人们讲出来的话会出人意料,这有时候对作品帮助很大。偶然性依赖于时间、风,还有好多东西,拍电影就得有能力承接这些偶然,它们并不总是理性的,但它们是神奇的”。

瓦尔达随后又举了个例子。她曾在拍摄中问一些丈夫去世了的女人们,落单后是怎么睡觉的。大部分人都会说,仍然睡在自己这一边,但其中一位却告诉她,“他睡在有窗那头,窗边有一棵小树,以前我看不到,现在这树归到我啦”。

虽然她以《短角情事》和《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》等长篇叙事电影为人所熟知,但在电影这个艺术领域,瓦尔达更喜欢纪录片这个形式,因为“它与真实的人产生关联”,“拍电影也跟演员们有关联,但他们大部分时候是虚构角色占主导,而真实生活中的人是独一无二,又出人意料的,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让我觉得他们都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特质”。

《脸庞,村庄》中,他们还到了码头。镜头对准码头工的妻子们。三位妻子的全身像最后印在高高摞起几十米的集装箱上,中间掏空一节,她们仨分别坐了进去,坐在各自心脏的位置。一个说,“我不喜欢高处,我不喜欢孤独,现在我正同时感受这两种感受,我感到不安”,另一位则“感觉能主宰一切”。这几个画面都在叙述一种平和底下涌动的力量,格外感人。

作为符号的戈达尔

有时候,他们也会将瓦尔达故友作为创作主体,导演本人乐意用这种方式“进入”纪录片。自我体验与外部世界形成互文,是她许多纪录片都在使用的手法。2008年的《阿涅斯的海滩》(les plages d'agnès)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,在这部明亮流畅的纪录片里,导演重构自己生活的轨迹,是自传,追忆过去,也在探寻边界。

《阿涅斯的海滩》,2008

《脸庞,村庄》中仍有瓦尔达自我探寻式的追忆路径。比如他们去到一个特别小的墓园,不到10座墓碑,其中并列的两座是伟大摄影师布列松和他的妻子。另一位追忆对象是著名时尚摄影师盖·伯丁(guy bourdin),跟瓦尔达同龄,只不过在90年代便早早过世。二人年轻时经常一起玩耍,他也为瓦尔达当过不少次模特,其中一张照片中他席地而坐,背靠海滩小屋。这个海滩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一个名为sainte-marguerite-sur-mer的小镇外,就在这片海滩上,伫立着一块巨大的从悬崖坠落于此的四方掩体,一角落地。他们把这张年轻的盖·伯丁安置于此,远远看去,就像坐在摇篮里。第二天,它就被海水冲刷殆尽。这件作品只存在了一天。

当然,更重要的旧友是戈达尔,他仍在世,却翩然活在世外,仿佛见首不见尾的侠士。他以特别的方式出现在该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处,既是片子一条隐形的线索,又是无处不在的符号。

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拥有一个认识50年以上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。年轻时,雅克·德米夫妇和戈达尔夫妇几乎每天见面,两对夫妻会相约去度假。等到几十年后,雅克·德米和安娜相继去世,在世的两位很少再见面,“每四五年能见上一次叙叙旧”。有时候,如果戈达尔从现在定居的瑞士回到巴黎,瓦尔达说她没准儿会去见他说上五分钟的话。

瓦尔达跟jr成为朋友后,就想如果他们也能见上一面该多好。戈达尔的助手说戈达尔答应他们去拜访。起先说是上午11点半,后来又改到9点半,所以他们提前一天到了瑞士,先找个酒店住下。他们在戈达尔家附近的咖啡馆等着约定时间到来。

9点25分,他们终于站在了戈达尔家门口,却发现门上着锁,敲门高喊“让-吕克”也无人应答。当他们在窗玻璃上发现两行字,“à la ville de douarnenez,du coté de la coté”,瓦尔达终于面对现实,戈达尔是不打算见他们了。换句话说,他爽了约,远道而来的访客吃了个闭门羹。她落了泪,很激动。“douarnenez是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我们当年常去的一家小餐馆,雅克去世时,戈达尔给我写的就是这两个词,如果写这是想让我难受,那他成功了。”

jr带着老太太到湖边长椅上坐下,想法子让她平静。使用的理由听上去矫情却令人动容,但转念一想,戈达尔的确高明。他不露脸,却为这部以脸庞为主题的纪录片添加了绝妙一笔,“比一次实打实的会面要意味深长得多”。从艺术角度,作为导演的瓦尔达平静下来,但从情感角度,作为平凡人的瓦尔达的确无法迅速原谅这位老友。

片子完成后,瓦尔达给戈达尔邮寄去了一份dvd,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拍电影,拥有的是世界

但瓦尔达自己的作品是充满温情的,至少她拍摄的多部纪录片格调总是明亮与流畅。《脸庞,村庄》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,就是因为这位老太太对过去的缅怀总是生机勃勃,就像她的发型。

1996年,瓦尔达68岁,从一幅16世纪男子肖像画中获取了发型灵感,一半白色,一半红棕,这个撞色搭配这几年流行于时髦女士背包。瓦尔达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头发颜色,已有20年。

1951年,瓦尔达二十出头,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给舞台剧作品拍照,开启摄影师生涯。至于开始拍电影,她也完全不是狂热影迷类型,恰恰相反,她拍处女作之前,只看过七八部电影,“所以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,根本没什么参照物,也没有什么大师给过我影响,我很自由,这种自由我一直保留了下来”。

不像她已故的丈夫雅克·德米在商业上的成功,瓦尔达的大部分电影都是人们印象中的“法国艺术片”,“不赚什么钱,但拿过不少奖”。

半个多世纪后,没想到她还在创作,还在拿奖。《脸庞,村庄》除了在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首映,也在北美拿了4个奖,这对瓦尔达来说还是头一次。并且,奥斯卡2017年确定的4位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名单中也有她,法国媒体很兴奋,因为这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法国人,实际上也是该奖第一次出现女性获奖人。

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,2019,一部自我总结式的纪录片

去年,马上90岁的瓦尔达说这可能是她最后一部院线片了,因为上院线意味着路演,“每宣传一部片子,起码得花掉我半年光景,到了我这个年纪,有点儿时间和精力,都要花在创作上”。她从前就不喜欢创作以外的事,比如拍电影前的“筹钱过程”。甚至还跟cnc(法国国家电影中心)提议过“按月发工资”,作为交换,她每两年出一部中等制作的片子。对方没有答应。

“在这部电影中我扮演一个小老太婆的角色。”她在《阿涅斯的海滩》里如此开场。那是10年前,那时人们就已经在问同一个问题:“别人到了你这个年纪早就不做事了,而你怎么还有一份工作?”她的回答是:“我觉得我有的不是工作,我拍电影,我拥有的是世界。”

(本文原载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8年第3期,原标题为《阿涅斯·瓦尔达,脸庞,村庄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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